民国家具之所以能“颠覆”，是因为其母本父本“血源”的遥远和不搭界，正因为它是中国传统家具与西洋家具结合的“混血儿”，才更具独特的异相特征。画家丰子恺先生曾在《东西洋的工艺》一文中，批评了中国家具（当然指民国家具）的“改良”：“又譬如说，中国家具不适体，所以不好；西洋家具很适体，所以好。中国人悟到这一点后，就拼命地求其‘适体’。

于是在椅子的坐板上，雕出屁股的阴模型来。这些椅子，到处都有。有的地方，堂皇的讲坛上、会议室里，也都陈列着许多屁股的模型。而且这屁股的阴模型的中间，还凸起一条，把两只大腿隔开。这样子真讨厌！”这就是民国家具在西方思潮下的改革，有诸多的非驴非马匪夷所思之处。但也确有很成功的改革，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有空间来研究民国家具，因为它具有自己独特的体貌和品类。

中国传统坐具多为各种椅类，如太师椅、圈椅、官帽椅等，卧具如罗汉床、架子床、榻等。这些中国传统家具与人体的接触面多为木质（虽少数床、椅坐面为屉面），坐卧不是很舒服。而沙发却以柔软的三面包厢成为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时尚，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家具正襟危坐的直腰状态。

梳妆台在民国时期是闺房中的必备之物，主要为女性所用，通常精细、灵巧，民国时期的梳妆台增加了银镜、存放化妆品的小箱、抽屉等空间，梳妆台的工艺会选择复杂工艺进行装饰以映衬居室的华丽及主人高贵的身份。中国传统的床在民国时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由架子床或罗汉床等私密性非常强的床改为仅留有床头和床尾的挡板床。

除此之外，转椅和摇椅也是当时出现的新家具形式，转椅通过椅面下的螺旋铁柱可任意改变坐椅的方向，而摇椅由弧形的底盘可使人坐在上面前后摇晃，这些家具形式“颠覆”了明清坐具正襟危坐的直腰状态，而在制作家具时考虑了人体结构，增加了家具的舒适性。

又如民国时期的椅面出现皮质或布质软面，与椅子成一体，椅背出现超过10°的向后微倾，椅背变窄；穿衣镜也是民国时期出现的新家具形式，它是我们传统屏风的简化与欧洲古典家具复制与柔和的结果。明清家具在家具顶部鲜有装饰，即使有装饰也是浮雕形式的线状雕刻，发展到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陈列柜等家具的顶部做类似洛可可风格的顶盖。顶盖的装饰性很强，正面的顶盖类似于三角形的帽子，满雕各种花纹，俗称“花帽子”。与花帽子顶盖相对应的是陈列柜的底部增加了基座，顶部与基座、主体家具分离，从而形成了“添底加顶”式的典型特征。再加之民国的家具用料粗加以繁复的雕刻，使民国家具在视觉上增大了体积；又如桌、凳腿形的变化民国之前中国传统家具的腿多以简洁的三弯腿、回纹足、内翻马蹄足等作为腿足式样，而民国时期的家具受到西方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等审美因素的影响，加之民国时期家具加工工艺的变化，家具腿部多用机床进行车、镟、钻等加工，在当时使用机械手段制作家具是一种进步与时尚。腿的样式一般是模仿西式建筑中的柱式，如罗马柱式、所罗门柱式（一种巴洛克式的螺旋柱子在建筑学中被称之为“麦糖柱式”，也称“所罗门柱式”），也有方锤式、纺锤式、凹槽式、弧弯式等，脚爪的变化也更为丰富，如腿足底端配以装饰性的兽足或兽首接地（俗称老虎腿），构件带有明显的机械化痕迹，这是有别于明清家具风格的重要标志。

民国时期的家具纹样比较复杂，既有中国传统的、极富寓意的中式纹样，又有完全西式的植物与动物纹样，还有东西纹样结合的作品。在中式纹样中，传统的植物纹样有梅、兰、竹、菊、葡萄、石榴等；动物类的喜鹊、鹿、鱼、蝙蝠等；文字类的双喜纹、百寿纹等；人物故事类的八仙过海、福星、禄星、寿星等，以及云纹、回纹等，这些都包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西式纹样比较注重图形纹样本身的视觉冲击力，注重写实，不太注重图案纹理的寓意，纹样本身讲求对称，形成比较强的秩序感。植物纹样有西番莲、卷草纹、莨苕叶、葡萄、卷草花卉、麦穗等，动物纹样有兽头、狮子、羊、鹰、老虎、贝类等，中西纹样的结合将东方的纹样和西式的纹样在造型或制作方法上杂糅在一起。如梳妆台镜框两侧翼板边部起阳线，以卷草花卉作为装饰，而留白处饰谷纹、钱纹等。西式纹样的吸纳和大量使用丰富了中国传统家具的艺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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